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何玲玲、张乐、黄筱
“我们都是木偶人，不会说话不会动，最后坚持三分钟。”小时候玩“木偶人”游戏，念着这句话，云南女孩小欣(化名)总会禁不住笑出声来。但在长大后的小欣看来，这句游戏台词仿佛是真实生活给她开的一个莫大的玩笑。
她在日记里哭诉道：“现在不论你怎么刺激我，我都不会笑，也不会有丝毫愉悦感。”这位患有重度抑郁症的姑娘绝望地说：“当你们继续着每日的精彩生活时，我却在等待‘最后三分钟’的到来。”
“我迷路了，你在哪儿?”困扰小欣的重度抑郁症，是精神障碍类疾患中的一种。精神障碍，一个字面意义简单、但内容复杂的医学名词，是指某个人的思维认知、情感情绪、行为意志等精神活动存在不同程度的紊乱或障碍，并严重影响到工作、学习、人际交往等社会功能的一种疾病或状态。
多位精神卫生专家表示，我国重性精神障碍患病率维持在1%左右，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卫生问题更有逐年增加之势。
医院，医院年精神、心理咨询、睡眠障碍三大科总门诊人数为11.07万，这个数字在5年后增加了1.4倍，还不包括其他新增精神障碍疾病相关科室的门诊量。
精神障碍患者已不再是“稀有群体”。但公众对它知之甚少，加上疾病的特殊性，发现确诊难度大，大量患病人群被掩盖。“精神病诊断没有生物学标记，主要依靠医生的判断，根据量表评估或者经验，确诊需要时间，病人及家属若对自己的情况认知有困难，对医生没有完全信任，质疑、拖延的情绪将直接影响病情控制。”医院精神科主任汤剑平说。
“一开始，我只是睡不好觉、高兴不起来、反应速度变慢。”今年50岁的抑郁症患者童女士说，直到一年后长期的坏情绪让身体不堪重负：经常胃痛、体重下降、严重偏头疼。“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生病了。”她把神经内科、消化科、内分泌科、心内科的医生都找了个遍，也查不出什么问题，最后才想到去精神卫生科碰碰运气。“这才找到了病因，像一个迷路的人，怎么都找不到方向。”
据不完全统计，医院的心内科病人中，40%的求医者没有器质性的心脏问题，其不适主要由心理问题引发；40%有一定的心脏问题，但和情绪有关；只有20%的患者患有器质性心脏疾病。“以抑郁症患者为例，有90%的病人没有就诊；求诊者中，又有80%的病人未在精神科，而被当做其他疾病治疗，这直接导致中国的疾病筛查率仅有6%，远低于实际情况。”医院院长陆林说。
“感觉与世界没有一点点连接”“咚咚咚”，轻轻的几下敲门声后，18岁的宁波女孩小清(化名)走进精神心理科专家门诊的诊室，礼貌地跟主治医生谭忠林问好。她穿着红白搭配、复古式样的棉麻布长裙，红色绣花布鞋上的碎花图案和衣服上的装饰相配，连指甲也是精心修饰过的。
“最近感觉怎么样?”因为是复诊病人，谭医生的开场白就像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样。
“不是太好。”小清尴尬地耸耸肩，慢慢收起了进门时的微笑，变得有些紧张，她开始向医生讲诉最近两周自己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：疯狂花钱购物、打扮自己却只能开心几分钟，看到视频里的小动物会冒出虐待它们的“邪恶”想法，站在窗前有想要跳下去的冲动……
她一边描述一边努力克制情绪，一会儿扶头，一会儿紧握椅子扶手，一会儿又双手抱肘。在回忆这些行为时，她自己都觉得无法正视和原谅自己。
“医生，请您救救我，我快要受不了了。”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身体颤抖着，声音中带着哭腔，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不让自己情绪崩溃，“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。”
谭忠林耐心听完讲诉，为她安排了住院手续。“她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，住院更有利于病情控制。”仅靠服药已经没办法控制小清的病情，谭忠林眉头紧锁，面露担忧。
谭忠林是浙江抑郁症治疗专家，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，他总会“超量”接待。
医院工作20多年的他，一直在研究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心世界。“从轻度患者的睡眠困难、情绪低落到重度患者的死亡冲动、意志紊乱，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。”谭忠林说，一些病人选择以自杀终结，寻求解脱的同时也以此解脱被自己拖累的家人。
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。世卫组织年9月发布的全球预防自杀报告显示，每年有80多万人死于自杀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自杀人数占全球自杀人数的75%；每年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许多倍。
“这是我的‘心魔’，也是你的‘心魔’”“医生，我的药量是不是可以减一点?”“上周我把晚上吃的药减了半颗。”“医生，这药还要吃多久，什么时候才是头?”
在精神心理门诊室里，不少病人和家属为药纠结。与此同时，根据病情发展状态调整用药，达到最对症、最有利也是考验精神科医生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。
谭忠林说，高血压、糖尿病病人对服药的依从度高，长期服药甚至终身服药，不会有太大心理负担。但精神障碍患者往往对用药时间和用量有“偏见”，甚至会擅自调整医生的用药建议。
“我觉得自己恢复正常、情绪稳定了，前几天就把其中一种药停了，但停药后感觉又变差了。”现任一公司部门主管的陈军(化名)有点沮丧后悔。
“精神障碍患者对自己患病有病耻感，认为一个人连自己的情绪、精神状态都需要靠外界用药来控制，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。”谭忠林表示。天天和这样的病人打交道，他早已练出了好脾气，耐心地安慰他，稳定他的情绪。
事实上，对正规治疗和服用药物的抵触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，许多人在抵触中失去了好转的希望甚至生命，而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完全忽略或过度排斥，又加重了他们的病耻感。“‘精神障碍’成了病人自己的‘心魔’”，谭说，他们担心社会歧视而选择了隐瞒疾病，而疾病带来的敏感，又让他们觉得周遭充满了有针对性的“不友好”。
“精神障碍”不仅是患者的“心魔”，一些过度放大精神障碍患者社会破坏性的报道，也使得谈“精神障碍”色变，逐渐成为全社会的“心魔”。人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群体，部分城市甚至出现抵制开设精神疾病门诊，医院搬离市区等行为，这些行为加剧了社会排斥心理，也给精神障碍患者人为设置了重新融入社会的鸿沟。
“地狱归来，请给我一个拥抱”媒体人张进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，不过现在，他成了抑郁症患者眼中的斗士。他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放在网络上与大众分享，完成了从“自渡”“他渡”到“渡人”的蜕变。
然而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很难做到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疾病。虽然他们也希望坚定信心、自我救赎，但显而易见，对抗精神疾病不是一个人的战场，需要更多来自家人、朋友和社会的包容。
“精神障碍患者向亲朋好友诉说心中的纠结，本身就是最好的发泄和疏导。”有专家表示说，发挥中国文化重视亲情、强调宗亲关系的特有优势，对抗击疾病或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家属陪同，是各医院精神科门诊常能看到的场景。求诊时，家属们会帮助病人补充描述病情发展，也会向医生交流请教，哪些行为有利于帮助病人尽早康复。
而医院和医生也在为患者们树立信心、融入社会做最大的努力。医院在全国第一个去掉了精神病患者病房窗外的铁栅栏。“换成特殊的防撞玻璃对病人心理恢复有好处。”院长杨甫德说。一些轻度精神障碍患者和处在恢复期的患者，则被有意识地引导参与一些社会活动，帮助他们迈出正常社交的步伐。
“从过去的厌恶、回避、漠视，到今天的理解、同情和包容，全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认知正在不断进步。”杨甫德表示。
许多精神专科医生都提到，精神障碍并非不治之症，更多轻度障碍其实就是精神“感冒”，在医学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，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彻底痊愈。
与此同时，在社会压力增大，转型焦虑递增的今天，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障碍的“潜在患者”，包容了解精神障碍患者，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在包容自己、了解自己。
为他们点亮一盏灯，也为我们自己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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